陶行知思想对广西的影响
马 伟
1933年，广西政局比较安定，新桂系为建设广西充实力量，好和蒋介石抗衡问鼎中原。再请雷沛鸿先生回广西担任教育行政领导工作。雷沛鸿先生是民主主义的教育家，他根据当时世界形势和国内的具体情况，创办了“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他的计划是把“初等教育与成人教育”合并办理，构成“国民基础教育”。使成为“大众共办的教育，大共众有的教育，大众共享的教育”的理想目标。
雷沛鸿先生创办“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为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设计实施办法，研究理论，训练干部等等，便于具体指导全省开展普及教育实施。因此从全国各地请来各种专家，不论各人各样观点，只要愿意为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服务，不管那一派观点都兼收并容。其中请来一批陶行知先生的学生和造成陶先生的教育思想的人。有方与严、潘一麈、黄齐生、杭苇、孙铭勋、程今吾、盛震叔等人。他们热诚的在广西推行陶行知先生创造的教育原则：“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三大教育原则与雷沛鸿先生的：“为穷而失教的劳苦大众教育事业而奋斗”的宏愿，及实施原则为：“有教无类”，“一视同仁”进而实现“教育为分，学术为公，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一致的。因此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和雷沛鸿先生的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实施结合起来，是“相得益彰”。在共同推行大众教育的目的出发，大家都是要改变中国的教育制度，进而改变社会制度。在雷先生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的思想和实施当中，注入了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的新教育思想，使广西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更增加了省活力。
1936年5月初，陶行知先生去英国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之前，他知道广西普及教育和抗日运动搞得热火潮天，特别是教育改造运动影响很大。所以他到广州时，应李宗仁邀请，到广西参观。
（二）
陶行知先生从广州乘船到广西。1936年5月6日到梧州开始向梧州广西大学师生演讲。8月到南宁。即对南宁《民国日报》记者谈话。说明他的教育救国的观点及来广西的目的。陶先生说：本人本来致力于教育救国一途，始终主张教育与抗日救国运动打成一片。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向我步步压迫侵略，设吾人不急起与之抗战，则国家民族势必沦亡。所以非抗日无以言救国，若国之不救，教育何为？！
陶先生从梧州演讲起，到南宁接待记者讲话，及以后向各界演讲，从5月6日至20日离开广西前的日子，共演讲1场之多。特别在17日早上6时至晚上9时半，一天演讲5场。
陶先生演讲的内容，主要是“抗日救国”问题、教育问题，及工、农、群众的解放问题。这几方面都结合抗日救国问题，提出中肯的论述。演讲是深入浅出的言词，庄谐渗杂，论喻活泼，用具体事例来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凶残，和抗日救国的必要，很深入人心，激动人心。从当时广西的《南宁国民日报》及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出版的《日报》，对陶先生演讲的纪录摘要，可以看到陶先生的伟大以及爱国、爱人民大众的革命精神，直到现在还值得我们深深学习。
（三）
1936年5月1日陶先生在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对全体师生党课：“雷沛鸿先生也是提倡教育来解放大众，而导致社会改革”陶先生在此作了一些补充说明。首先他介绍华北及长江一带救国运动情况。之后他指出：“民族解放运动是与大众解放运动联系成一件事。我们要解放大众起来，大众有自由才能争取民族解放，不能把大众的腿和手脚都捆起来。”陶先生对大众教育的实施，作这样的“点睛”使大众教育的目标更动活泼了。
5月17日中午，陶先生与学生、妇女救国会的干部们演讲时，有南宁染织厂女工数十人到场听讲。陶先生劝导各女工踊跃参加南宁妇女救国会，从事救国工作。国有救了，然后个人生活有优裕的希望。但陶先生的女工的讲话《南宁民国日报》报导不详，还有歪曲的地方，因此陶先生写了一篇更正和补充的短文，《我和女工讲的话》，陶先生说：
“民族解放与大众解放是一个不可分开的运动。我们要抗日救国，必定要大众起来才有力量。假如大众一个个是带着枷镣、锁栲，被剥削得皮黄骨瘦，又怎么能发挥他们的力量呢？所以要抗日救国必须对大众解放努力。工人是劳苦大众解放的主力，也同时是民族解放的战士。工人一方面要工人自己的工会以保障本身材的利益，而争取本身的解放；另一方面却须组织救国会，并和全国各界救国会联系起来，以争取中华民族之解放。如果亡了国，中国工人在三层压迫之下，更没有好日子过了。……从另一方面看，民族解放的提倡者，切不可忽略那同时并进的大众解放。你若不把劳苦大众枷镣、锁材解除掉，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在生存线上挣扎，又如何能够为民族解放去战斗呢？所以我说大众解放是一个不可分开而互相帮助的运动”。（此文载于1936年5月22日《南宁民国日报》第十版）。
由此可见陶先生宣传抗日救国，与工、农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结合起来的。要发动群众共同抗日，人民群众才能真正得到解放。这是陶行知先生在广西对各界演讲的主要精神。
陶行知先生还是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成抗日阵线。把所有要抵抗的人联络起来，有兵权的人联络起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如有人愿抵抗就汉奸，就该打倒。打汉奸不是打中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起狗！他还对“学生”的含义作了新的解释。他说，“所‘学生’就是学习人生之道，现在人生之道是什么？即是中华民族生存之道。若是国家灭亡了，我们也无法生存。所以现代学生责任是如何救国?”陶先生号召学生们要作好唤起大众的工作。演讲的对象，从广西党、政、军高级官员起，至大、中、小学校的教师、学生；还有教育界，文化艺术界，以及农、工、商妇女等。陶先生号召大家起来屐群众，共同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统一阵线。给广西各界群众影响很大。他演讲的内容、论点，也正是中共中央1943年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及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的精神。正符合全国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战略要求。深受各界群众欢迎。
陶先生此次在广西演讲，也与雷沛鸿先生正在推行的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的目的“救国”与“救穷”是一致的，对广西抗日运动，及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都有深远的影响。
生活教育社在广西
刘季平、吴瀚、谢永、张立克口述
曾经华综合整理
一、生活教育总社在广西正式成立之前
生活教育总社在广西正式成立（1938）之前，国内已有生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1927年3月，由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位于江苏南京燕子矶的晓庄师范，就是陶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发祥地与实验基地。由于陶先生高举改造中国教育的旗帜，吸引了不少进步青年来校学习，其中也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青年。1928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这所学校建立了地下支部，领导师生开展了反帝爱国斗争。1930年4月，晓庄师范师生参加了支援和记洋行工人罢工的示威游行后，学校被反动派封闭。陶先生也被通辑，离开晓庄到上海开展活动。随后，晓庄师范的师生分布在苏、浙、皖、豫、鲁、冀、甘、川、黔、粤、闽、赣等省工作，以晓庄精神开展生活教育活动。但是，最初尚无一个共同的团体、其名义从《生活教育》这一刊物可见（1934年2月至1936年8月陶行知创办的《生活教育》半月刊共出版3卷60期）。
生活教育社正式成立前，在广西也有活动，比如位于广西南宁市津头村（今广西医学院附近）的国民教育基础研究院，早于1935年前由雷沛鸿先生创办。雷为广西教育厅厅长兼该院院长。他是陶行知的留美同学，二人曾就学于美国教育家杜威。1935年间，进入该院的有方与严、张立克、陈玮、吕良（吕正方）等人，他们都在院内工作或学习。该院曾设有师资班，该班一周上三次课，毕业后不包介绍职业。当时还出版有《国民基础教育》（月刊），从《新动向》中可见有关情况。方与严在南宁组织了“南宁市文化协会”，并亲自担任刊物编审工作。他当时在南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陶行知的亲密伙伴。张立克也于1935年入党，曾任地下党南宁县委宣传部长。这些同志都一直坚持工作，为抗日救亡及生活教育活动作出了贡献。陶行知曾到该院指导活动。
二、生活教育总社的正式成立
在抗日战争烽火猛烈燃烧期间，陶行知先生从海外回国后，妈即参加抗日救国工作。他应聘为国民参政员，在重庆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他在会议上曾提出了“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战力量而树立建国基础”等议案，他主张教育要配合抗战，认为“现在已经展开全面抗战， 们必需有全面教育与之配合，以造成全面团结，以争取最后的，全面胜利。”他在1938年12月初到达桂林，曾聚集正在桂林的一些热心生活教育的新老同志，总结并回顾了推行生活教育十二年来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由于他考虑到要有一个正式的团体来帮助政府，以增加抗战力时，因而在共产党的影响下，积极酝酿成立生活教育社。当年，共产党为了扩大革命活动陈地，趁陶先生出国归来，路过桂林的好时机，努力推动他公开成立生活教育社。那时候，陶先生与当时广西当局的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素有交往，而他们对抗战的态度还比较积极，陶先生与各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关系也经较好，于是，他先取得广西省政府的承认，并向国民政府国委会桂林行营备案，筹划成立生活教育社，拟以一个公开合法的抗日团体，领取每月的宣传活动经费。筹备主绪后，生活教育社便于1938年12月15日在桂林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在广西省政府礼堂举行，陶行知亲自主持大会。刘委平在湖南衡阳，未及参加成立大会。1938年底，刘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来到桂林周恩来同志任该政治部副部第）奉第三厅厅第郭沫若之命，留在新设立的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政治部第三科工作，同时从事生活教育活动。
生活教育社成立阶段，陶行后被选为生活教育社理事长，常务理事有刘季平、王洞若，杨东莼、程今吾、杨寅初等到人（前四人为共产党员、杨为国民党员打过掩护）。生活教育社的经费，除由社员缴纳会费及事业费外，由军委桂林行营每月给予补助费。吴瀚当时在中山纪念学校作者，兼任总社会计，掌管总社经费，深爱陶先生好评。
生活教育社设在桂林中山纪念学校内。该校的第一任校长为尚仲衣，后来的代理校长是杨寅初。由于杨校长的安排，在该校的东南角拨出房屋三间为生活教育社会的办公室，而生活教育社的主要成员及家属则租用桂林东江民房居住。内有陶先生家属（其子陶晓光、陶城。娄年的陶城十五、六岁）及程今吾、陈玮夫妇等，大家轮流煮饭，共同生活，关系亲密。
三、生活教育总社成立之后
生活教育社成立后的活动，一直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内有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有较多的共产党员。生活教育社不单是开展生活教育活动，它也是共产党领导教育的前沿阵地。共产党高举抗日战争的旗帜，领导群众开展抗战活动。党的“坚持搞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倒退”的方针指示也曾通过生活教育社加以宣传。当时，生活教育社的党组织，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领导。当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长为李克农，龙潜为秘书。李克农派龙潜常与生活教育社联系。生活教育社的各项宣传活动，主要是由社里的共产党员起骨干推动作用，但是，起骨干作用的当时不都昌共产党员，他们之中有的后来成为共产党员。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教育有各种流派，如梁漱溟派、雷沛鸿派、贵州教育派等等。而其中的生活教育派（被称为乡村教育派，因陶行知倡导乡村教育）力量相当强大，受共产党先进思想影响的人也很多。总社里的共产党员一面参加生活教育活动，一面又大力宣传抗日爱国主张，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许多社员都积极宣传陶行知的先活教育理论和实践，并开展多种抗日宣传活动，如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的活动等等。一九三九年八月前后，刘季平与张志让、宋云彬等，为拒绝参加国发党而联名辞去桂林行营第三科的职务。共产党决定刘季平以生活教育社常务理事的名义继续留在桂林工作。这时党以生活教育社为阵地，开展了一系列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文化活动。当时主要进行了三项工作：第一、是与广西当局及其他团体轮流主持每月的时事报告。当叶剑英同志到达桂林时，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授意，通过生活教育社于1939年4月请叶讲了敌后抗日游击队《积小用为大胜》的问题，叶讲得有声有色，很受听众欢迎，影响也很大。这个报告后经整理，在《救亡日报》上发表了。第二，是与胡愈之等所主持的文化供应社，国际新闻社等团体联合组织每周一次的读书会。（当时作为广西省会的桂林还成立有许多其它的团体）参加活动的除胡愈之外，还有千家驹、张志让、张铁生、姜君辰、秦柳芳等十余人。读书会一般先由大家轮流谈阅读某本书或某篇重要文章的读后心得（如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对内容不好的书刊文章则进行分析、批判。然后大家共同商讨对粤、桂、川、湘、赣、滇、黔、香港等地报刊杂志所约稿件写作分担的问题及稿件思想内容，以统一宣传口径。第三，是编辑出版《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杂志。《漫画与木刻》由赖少其等编辑，《工作与学习》由刘季平主编。
生活教育社的活动主要在广西，但又不止在广西。广西桂林是生活教育的活动中心。它联系各地有两年之久，主要是联系业务国东南、西南一带（广东、江苏、上海、福建、江西、香港等地）。当时联系会北已有困难。新安旅行团在桂林工作很活跃，后来还在桂林郊区致和村办起了新安学校，一年后因撤退到苏北解放区而停办。
当年广西生活教育社党内负责人原先是王洞若。后由程今吾主持了生活教育社的日常工作。程今吾曾任生活教育社的党支部书记。当时，还有潘一尘、黄齐生、唐文萃（去新四军地区后牺牲）、杭苇等人参加活动。生活教育总社成立后，还办了社报《生活教育通讯》、任务为加强社员联系，促进社员互助，报道战教实施，交换工作经验。每月发行一期，极受各地社员欢迎。而上述的《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是于1939年5月16日在桂林创刊。此刊把内容不同的两种刊物统一编辑、文章穿插插图，有文有画有木刻，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切中时弊，铿锵有力。其发刊辞上指出：“我们要通过这个刊物，互相学习、互相帮忙，互相交流经验，互相纠正错误、互相鼓励，互相督促，把我们大家都锻炼成一群更好的民族斗士；更忠诚切实，齐心一致地在最高领袖的统一指挥下，根据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为争取抗战胜利，建设三发主义国家而努力。”刊物本着这一宗旨，冲破国民党的统治，为抗战建国坚持出版了多期（半月刊）。在刊物上，先后发表过刘季平（满力涛）、程今吾、肖敏颂、陈原、张健甫、吴瀚、姜君辰、黄茅、赖少其、刘建庵、廖冰兄、田汉、林路、范长江、黄药眠、张铁生、赵子范、王一青、艾芜等人的政论文及经验性文章（按发文顺序列出上名单），还出版过《讨汪（指汪精卫）专页》（木刻配以文字）、《桂林市民疏宣传专页》（木刻配文字、其中包含自从抗战开始敌机空袭桂林损伤之统计数），等等。例如，创刊上报道了《目前战局的动态与特点》的讨论，这次讨论会是由刘季平作报告，出席者（以笔划为序）有千家驹、汪达之、季平、胡愈之、廖冰兄、赖少其等。1939年6月1日出版的第二期，刊登了胡愈之、刘季平等参加了时事座谈会后撰写的《英苏谈判与国际形势的展望》一文。刊物上的种种内容都不断激发了抗日群众的爱要热忱及民族仇恨，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1987年4月，刘季平、吴瀚夫妇将此刊的部分复印资料无私馈赠广西陶行知研究会，现已珍藏、陈列）。
生活教育社在桂林活动期间，陶行知曾针对敌机滥肆空袭，号召开展“岩洞教育”，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以激发群众抗日热情，为坚持抗战到底作出更多贡献。为了配合这一活动，新安旅行团发动团员，积极出版墙报、演出话报剧等、工作极为出色。
在此期间，生活教育社常务理事（后为该这党支部书记）程今吾在桂林中山纪念学校任教，同时一面从事生活教育活动。陈玮（后至延安改名谢永）也于1939年进和该校工作，她白天任教，晚上办实验成人班，对象为贫苦工人及家庭妇女，这也是生活教育社的活动之一。当年的《广西日报》曾先后登载过有关其活动的十三篇报道。1939年年间，该校内设半工半读的师范班，收留了张立克等血气方刚的进步青年。
陶行知于1938年12月29日离开桂林去香港、检查他亲手创办的中华业余学校的进展情况，并将计划中拟办的育才学校及晓望而却步研究所的问题，召集董事会议，后经过多方磋商，于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为难童创办了育才学校。1940年4月，陈玮离开桂林去重庆时，刘季平，程今仍留在桂林主持生活教育社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广西当局对共产党也采取了压制手段，白色恐怖日益猖镢，这对生活教育社的压力也很大。党支部组织先通知刘季平撤离桂林，后来程今吾也调至重庆。当时重庆育才学校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力量，周恩来推荐程今吾为育学校研究部主任，实际上是做党的工作。当初育才学校党组织的负责人是王洞若，由于国民党当局要抓他，而程今吾刚从桂林调至重庆不久，人们尚不大了解程的政治面貌，故由程今担任上述职务。
负责生活教育社的刘季平，程今离开桂林后，社务由在广西地方建设干校的操震球（晓庄师范首届学生）兼管。后迫于国民党的压力而将生活教育社迁往重庆继续活动。
（1987年7月）
附注：
刘季平：前教育部副部长、代部长、文化部顾问加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1987年6月11日病逝。
程今吾：前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文革”期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张立克：现在国务院经委任职。
谢永（陈玮）：原在卫生部任职，现已离休。
吴 瀚：原在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现已离休。
生活教育社在桂林记事
魏 华 龄
一九三八年
10月中旬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到达桂林。
10月19日 广西省政府聘请陶行知、李任仁等为广西省会战时民众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同时成立指导委员会。会址设在中山纪念学校。、
10月下旬 陶行知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二次会议。
10月22日 陶行知从宜昌途中致函王洞若，问候新安旅行团和孩子剧团的小朋友。
11月21日 陶行知由重庆抵桂。
11月27日 桂林成立回民救国协会广西分会，陶行知应桂林回民学校校长唐柯三和马松亭教长之邀，出席演讲并致祝词：“信徒四千五百万，同胞不分回和汉。创造中华大民族，一心一德打胜仗。”
11月28日 陶行知与巴金、胡愈之等一道，出席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李任仁的招待会。
11月28日 陶知知在桂林出席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持的第一次一农村问题谈会，讨论《抗战时期农村经济的对策》。他发言认为“一方面要在农村经济的本身上去研究农村经济，但同时必须跳出农村经济的范围去研究农村经济”他举例说：“好像征兵问题，许多地方，都是捉，既然是捉，就所他逃，所以到晚上就得把两个人的脚与脚结起来。……既然逃，就怕捉，于是上梁山，做土匪，把耕地都荒废了！这类问题，就不是在农村本身子的圈子里头所能解决的啊。”
12月8日 陶行知在《广西日报》发表《岩洞教育的建议》。建议指出：他在敌机空袭中看到老百姓“进岩洞躲避，足足有半个钟头，大家无事做，轰炸后，飞机去了，又等了许久，才解除警报，在这时间内，老百姓也无事做。”同时他了解“桂林本地及外省来的知识分子估计有一万人，在这一万人的知识分子当中，至少可以动员一千人来从事普及教育，以为老百姓服务。”因此，他建议：“甲、每个大山洞为一战时民众学校；乙、组织桂林战时普及教育团，依据山洞数，每一大山洞应有一普及教育团负责，每一小山洞由该团的力量组织团负责。”新安旅行团首先响应，与生活教育社的同志一道组织了“岩洞教育服务团”，在七星岩开展岩洞教育。
12月15日 生活教育社在广西省政府礼堂开成立大会，两千人参加，陶行知亲自主持并发表讲话。陶知知在会上总结了生活教育运动十二年的历史，号召生活教育社同志承担四种任务；一是力求自己长进，氢自己的团体变成抗战建国的真正力量；二是影响整个教育界共同进步；三是普及抗战建国的生活教育运动；四是普及反侵略的生活教育运动。并号召大家凡是有群众的地方都是进行教育的地方。他说，生活教育理论在战时，更显出它的特点来了。
白崇禧、郭沫若、邱昌渭等出席了今天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会后，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中山纪念学校等演出了游艺节目。
经选举、生活教育社有李任仁等州三人当选为理事，陶行知当选取为理事长，王洞若、操震球、刘季平、戴伯韬、方与严、程今吾等十三人为常务理事，社务实际为中共地下党所领导，社址设在中山纪念学校内。
全国许多地方包括延安设有分社。
12月17日 陶行知为筹集晓望而却步研究所经费，由李任仁介绍乘广西银行便车南下去香港筹款。
12月 陶行知写《生活教育目前的任务》，发表在《战时教育》1939年1月10日三卷十期上，写《桂林战时民众教育工作人员须知》，发表在《战时教育》1939年2月10日三卷十二期上。
一九三九年
1月13日 生活教育社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邀请徐特立在施家园州九号（杨东莼住处）作报告，讲述中国农民运动和解放区教育工作问题。
1月22日 生活教育社、青年记者协会等团体在桂林中学礼堂联合举行时事座谈会，由范长江作最近国内外形势报告。
1月 晓庄研究所桂林办事处成立，王洞若任办事处主任，刘季平等为研究员，办公地址设在中山纪念学校内。研究所是陶行知创设的教育研究机构，1938年冬在重庆创立，主要研究教育的本质、生活教育体系、教学做合一体系等课题。
2月14日 生活教育社、生活书店等甘五个文化出版单位举行集会，决定去电国民参政会及国民党中央，要求撒销原稿查力法，以利抗战宣传。
2月24日 勾适生《桂林的岩洞教育》一文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童常《在桂林的岩洞》一文在甘八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
3月6日 留桂社员在中山纪念学校举行茶会，请理事杨东莼讲演。
4月4日 童常《儿童唱歌团在岩洞》一文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
4月 生活教育社举行报告会，叶剑英应邀主讲《积小用为大胜》，演讲有声有色，不进引起全场热烈的掌声。
刘季平主编的《工作与学习》创刊，新知书店发行。
新安旅行团参加生活教育社作为集体社员。
5月1日 由陆洛主、新旅参加编辑的《少年战线》（半朋刊）创刊，该刊设有世界大事、抗战常识、工作报导、童运消息、儿童生活、诗歌、故事、科学、游戏等栏目。
5月29日 陶行知自渝致函桂林中山纪念学校教务主任杨寅初，谈请宋明轩捐房子等问题。
5月 新旅成立了伤兵之友队，经宇为队长，左林为副队长，到大圩第六、七两陆军医院开展伤兵工作。同时还成立了西郊工作队，到工厂、农村开展群众工作和儿童教育工作。
6月5日 生活教育社社报《西南儿童》（月刊）创刊，陆静山主编，西南儿童报社出版发行，第一期印三千份，社址在正阳路152号中山纪念学校内，该刊以小学中高年级儿童为读者对象，创刊目的正如《如刊词》指出：“我们的责任这样重，我们西南的小朋友就应该团结起来，……就应该和全国的小朋友团结起来。我们要互相通讯，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进一步，再和全世界的儿童团结起来，打倒日本鬼子，创造新中国，打倒法西斯蒂，创造新世界”该刊没有国内新闻，儿童歌曲、诗歌、战时常识、战时算术、儿童通讯、工作报告、图画故事、游戏、戏剧、儿童创作、儿童言论等栏目。第四卷起增设小言论、时事报告、各科补充教材、儿童故事、儿童生活通讯等栏目。1943年8月23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6月15日 生活教育社在体育场设立民众书阅览处后，又在七星岩设立岩洞教育民众书报阅览处，供民众阅览，开展岩洞教育工作。
7月3日 社员十余人赴良丰战区难民垦殖工艺场工作，举行访问和游艺会。
7月7日 《生活教育下乡宣传工作报告》（刘萍执笔）在《救亡日报》发表，季平执笔。
9月23日 桂林儿童团体今日起到25日在东江镇中心小学召开“中国儿童运动问题”座谈会，生活教育社程今吾、刘季平代表出席。由新旅张杰担任主席，童常作了题为《怎样开展中国儿童运动》的报告，讲述了中国儿童运动的发生、发展、性质、任务和特点以及抗战以来的儿童运动、现阶段的儿童运动；广州儿童剧团、长沙育英儿童工作团联合作《儿童团体的联系问题》的发言；厦门儿童剧团报告《今后桂林的儿童工作》，一致同意发起组织“中国儿童之友社”
9月24日 刘季平著文《战时儿童保育工作在中国儿童教育上的历史意义与任务》在《救亡日报》上发表。
9月26日 生活教育社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国际新闻社联合在大华饭店欢迎浙江游击区及后方县长潘逸尘、来逸民、董中生、许雍坷等四人。
10月8日 生活教育社与晓望而却步研究所在桂社员在中山纪念学校举行中国教育问题讨论会。
10月15日 生活教育社在七星岩园背村江苏省立教育学校举行第一次时事讨论会，讨论欧战前途、湘北大捷后的敌人动抽等问题。以后每周举行一次。
10月22日 生活教育社第二次中国教育问题讨论会，在东江镇小学举行，讨论题为《战时教育的总检讨》，内容有①两年来关于抗战教育上的争论；②两年来战时教育的实施概况。
11月8日 生活教育社与桂林儿童团体座谈会联合举行欢迎会，欢迎沈钧儒先生及从国外归来的中国救亡剧团范政。
11月 陶行知自重庆致函汪达之，提出“新旅”伤兵工作原则十条。
12月19日 陶行知自重庆致广西小先生推行委员会的一封信说：“接读你们给我的信，知道你们对于运用小先生唤起大众抢救危亡，非常努力，我们是何等高兴而钦佩”。并提出抗战时期之小先生工作意见七条。
一九四O年
1月 生活教育社通讯处已改为桂林信箱146号。
1月23日 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召开大会，改选第二届理事，刘季平同志当选为理事。
1月31日 生活教育社留桂社友举行座谈会，讨论“宪政运动与国民教育”的问题。
2月17日 陶行知自渝函约汪达之、王洞若赴渝共商《战地师范意见提纲》，同时致函刘季平，对其所拟《战地师范意见提纲》提出意见。
3月15日 生活教育社在青年举行生活教育运动十五周年纪念大会。
3月27日 新安小学在桂林复校，定下周正式上课，地址在观音山。
4月6日 生活教育社自迁观音山乡下后，积极开展生活教育，就地创办“新村幼稚园”，入园人数四十人，该社正在编撰五套幼稚园读本，形式内容都很新颖。
7月27日 陶行知自渝致函题为《小孩子是有力量的》给桂林的新安旅行团第一工作队，对他们的工作认为“做得已经很不错，希望小朋友人注意，多方面智能的学习”。
9月10日 新安小学迁桂林西郊巫山脚致和村复课，汪达之任校长，按照生活教育的方针，进行抗战民主的教育活动，并为新旅退路作准备。
10月19日 鲁迅逝世四周年，生活教育社、市文协、木协、中苏文协等单位，今日下午在青年会礼堂举行纪念大会，到二百余人，欧阳予倩主持，刘季平、陈此生等讲话。
10月 陶行知自渝致桂林生活教育社负责人刘季平信。谈关于桂林生活教育社一九四O年下半年的工作。同时致函汪达之，特约新安学校担任游击区教育研究。
一九四一年
3月15日 生活教育运动十三周年，该社出版纪念特刊，载有白桃《生活教育发展史纲》，王洞若《生活教育研究提纲》。
春 皖南事变发生后，桂林和广西的政治形势也日趋也日趋恶化，负责生活教育社的刘季平、程今吾先后都离开桂林，社务交由操震球兼管，不久，工作被迫停顿，总社遂移到重庆。
2月至8月 新旅和新安小学共48人分批撒离桂林，经广州湾、香港、上海转苏北解放区。
回忆南宁的“晓庄”
张 晖 刘文景
六十年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北郊庄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称晓庄师范）开展乡村教育运动，实施他本人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为人民大众办学，为中华教育创出了一条光辉的道路。陶先生所创办的晓庄师范和其他学校，为中国革命和中华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振兴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
晓庄学校虽然只办了三年多被国民党反动派以武力封闭了；但在人们的心目中，晓庄精神是不可磨灭的。
1935年秋天，广西省政府下令将南宁和桂林女中幼稚师范班毕业生集中到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去受训，成立第一期幼师班，受训后分配到各县和乡的中心国民基础学校（即小学）去幼稚园（或班），我们就是这个班的学员。
班主任孙铭勋是研究院院长雷沛鸿从上海聘请来的，他是陶行知的学生，与陶合著《幼稚教育论文集》一书，孙还著有《晓庄幼稚教育》和《乡村幼稚教育经验谈》等书。
训练班刚开学，孙先生就向我们介绍陶行知先生。从他为什么叫“行知”讲起，我们都觉得很新鲜。说他曾名“陶知行”因为他曾崇拜古代大学问家王阳明的学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但后来经过陶先生对生活对世界的探索，发现人们是先“行”而后“知”的，他认为，把王阳明的学说头脚颠倒一下，变成“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就对了。于是陶先生的名字了就改为现在的陶“行知”。又说陶先生曾留学美国，是世界上有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杜威的学生，他也相信过杜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理论，但后来经过陶先生自己的实践的探索，也发现它不对了，应该颠倒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样就产生了陶先生创的“生活即教育”学说，他并且身体力行，抛弃名利，克服重重困难，办起了“晓庄师范”和“山海工学团”等来实施他的学说。
陶先生这两个“颠倒”过来的精神，给了我们启蒙教育，提高了我人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
孙铭勋还告诉我们，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旧的教育大不相同。他主张为人民大从办教育，旧的教育只为有钱的子弟享受，而劳苦大众的子女是无钱上学校的，所以他提倡“小先生制”，“即知即传人”，“人人当先生”，“人人当学生”。主张办乡村教育，到农民和工人中去办学，才能在我们国家普及教育。
我们听了孙先生的介绍，对陶先生很是崇敬，觉得他的学说对改造当时的国家和社会是很希望的，尤其高兴的是孙先生说我们这个训练班要学习“晓庄”的榜样。
我们听了孙先生的介绍，对陶先生很是崇敬，觉得他的学说对改造当时的国家和社会是很有希望的，尤其高兴的是孙先生说我们这个训练班要学习“晓庄”的榜样。
我们的训练班实行陶先生主张的“教学做会一”的办法，通过办乡村幼稚园来学习幼稚师范生的必需知识，于十一月由孙铭勋、彭学文两位老师带领我们二十名同学来到津头村，借老乡一所不住人的破旧房屋来办幼稚园，把这座房屋中间的一间大堂屋当作小朋友的课堂和活动室。放学后就是我们幼师班师生开会和集体学习的会议，又是办农妇夜校的课堂。孙先生告诉我们，陶先生主张普及乡村教育，就是要有艰苦创业的精神，利用乡村中的旧房或祠堂庙完宇来解决校舍问题。孙先生按照这个主张领着我们把旧房粉刷一新，堂屋两边的小房就是欠的宿舍。他还说就是“古庙活菩萨”的精神。
老师领着我们自己设计布置课堂宿舍。虽然房屋破旧，但也要给学生创造一种艺术的气氛，愉快的环境，要我们自己动手制作各种教具如沙盘，积木，布囡囡及各种做的玩具。我们以陶先生的“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的精神来办学。
幼师班教唱的革命歌曲和儿童歌谣，有陶先生创作的“锄头舞歌”，“自立歌”以及“义勇军进行曲”，“新女性”，“开路先锋”，“大路歌”等等，以激发大家的革命斗志。
我们还实行劳动教育，每天清早打扫环境卫生，划发各人负责的范围，老师也不例外，提倡自己当家作主，选举成立生活委员会管理伙食，轮流买菜做铁，自己拟订学习工作计划，自己制定纪律，然后开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共同执行，加强了立法守法的教育。每日轮流一个当主席，掌近日计划的执行，主持会议，要求每人都要写日记和学习心得，在会议上轮流发言锻炼口才与写作才干，培养能劳力劳心的人才。
我们这批在旧社会受着封建教育束缚的女孩子，一经接触民主，自由，平等的教育，十分高兴，如同麻雀出窝，过去是一群安分守己的女学生，现在变成了敢说敢干的“野姑娘”，经常是赤着脚去劳动，光着膀子到邕江流氓，或到农村、工厂去宣传工作。
我们训练班在孙铭勋的主持下，又请方与严、梁金生、杭苇，陈希文、余敬伍等人来讲课，这些人大多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有的还是共产党员，他们向我讲授新的教育理论，又引导我们学习革命理论，研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研究妇女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向我讲授《大众哲学》、《新经济学大纲》、《社会科学理论三体系》等革命书籍，介绍阅读杂志如《世界知识》、《读书生活》、《妇女生活》等。
此外，还组织我们到社会中去学习，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到农民和工人中作家庭访问，了解他们的生活，并通过这种办法来招生，办起了幼儿园、农妇识字班、女工夜校，通并过夜校向她们宣传革命和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纺织女罢工斗争。还组织我们参加新文字促进会，小先生普及教育辅导委员会，世界语学会，及抗日救国会等各种群众组织，使我们成为这些组织的积极分子和骨干。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到1936年春，由孙铭勋彭学文两老师介绍参
通过学习革命理论和在群众工作中锻炼，使我们这批学员树立加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就有15人。
第一期幼师班于1936年三月底毕业。第二期幼师班1939年4月开学，地址改在邕江南岸的平南付，仍由孙铭勋负责，彭学文协助，仍按第一期的办法来办，下设三个实习幼儿园，由第一期毕业中留下六人担任这三个幼儿园的老师，实际上是帮助孙、彭二位先生在第二期同学中进行革命工作，发展党团组织，这六人是邓了兰、何、恒、汪琼、张丽贞、张晖、刘文革。
1936年5月，陶先生应李宗仁邀请来广西观光和讲演。在南宁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天天天开会讲演，抽听众讲“中国的出路”，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五月十日这一天，陶先生基本上是和我们在一起过的。因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是雷沛鸿先生创办的，雷先生当时是广西教育厅长兼研究院的院长。他们两又是都是留美学生，在杜威门下受过教育，同行同道。又因为我们的班主任是陶先生的得意门生，更重要的是他关心孙先生所创办的训练班到办理如何？所以陶先生就到国民基础教育风采和教诲。他那种谆谆善诱，慈祥和霭的风貌，即有长者和学者的风度，又有青年人的热情豪放、活泼的态度，启人至深，到现在仍铭记在我们心中。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五月九日，孙老师叫我们六人到他的房间里说：陶先生到了南宁，明天要来看我们。大家商量接待方法。这一晚，我们一直睡不好；心想明天就会看到我们久已敬仰的陶先生，兴奋得难以平静。第二天上午，孙老师引着一个中年人来了，这人长得墩墩实实，平头短发，戴黑框大眼镜，身穿一件白布衬衫，脚穿黑布鞋，手拿一把大蒲扇，乍一看，不敢相信他就是留洋的陶博士，但是他见了我们，却先微笑招手了，这时我们才热烈鼓掌，叫着“外婆来了，欢迎欢迎！”因当时我们崇尚革命大家庭，把班主任孙铭勋叫“妈妈”，其他老师叫“二叔公”、“三嫂”、“叔叔”、“哥哥”等，因而他也就把“妈妈”的老师陶先生称“外婆”了。陶先生大概早有所知，他泰然地点着头笑着说：“好！好！好！”
我们的课堂和卧室都设在平南村面临邕江的一所旧祠堂里，门前有一棵大榕树和一块晒谷场地，同学们把椅子搬出来围成园形，再摆一张桌子给陶先生搁茶杯，就算欢迎会场了，他说话不多，但很实在，讲的都是怎样教人学真，怎样学做真人，以及青年要立大志，要办大事等等；讲得非常亲切感人。散会后，第二期幼师班的同学一拥而上，把先生围得永泄不通，热得他直摇大蒲扇，他笑咪咪看着大家。同学们毫无顾忌的七嘴八舌这问那，先生耐心的一一回答，有的同学要他题字签名，先生总是有求必应，午饭后陶先生就在我们住地门前大榕树下的石板上午睡，我们六个人暗暗警卫着，先生手中的大蒲扇不停的摇晃，慢慢的他入睡了，小媳妇（我们六人中邓丁兰同志的绰号）轻轻走上了前把那把大蒲扇抽了下来，这一来可把先生吵醒了，他笑着说：“你喜欢它就送给你吧，大蒲扇很有用，第一可以扇凉，第二能遮太阳，第三午睡时盖在肚子着凉。”我们听了，都笑起来了。
下午我们六人和孙老师陪陶先生坐小艇游邕江，那里江上还住自不少船民，小艇是他们的住房，艇上拾缀得博干干净净。五月初汛已到，漫江碧透，正是泛舟游江的好时光。可是我们当时的心思却不在观赏风景，只想我听陶先生的教诲。记得当时孙铭勋老师讲到教育是工具，厨师拿着它就能做出美好的菜肴，刽子手拿着它就会杀人。陶先生听了，点头望着我们笑着说，让我们都做厨师，烹调出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菜肴来吧。接着谈到形势问题，陶先生说当前主要的是抗日救国，他说：“国之不救，教育何为？”指出办民众教育要和抗日运动打成一片，接着又谈到中国文字太繁，要简化才行，否则民众难接受的。要推行新文字运动。陶先生听到南宁已开妈推选他提倡的“小先生制”很高兴，他说除了教人读书识字，还要教人抗日救国。他说，全国抗日形势很好，你们要抓紧时机，把各项文化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你们的任务是繁重的、光荣的。
游江回来，我们与陶先生依依不舍的分别了，陶先生临别时，说他要到伦敦去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乘飞机去，如果天下雨不能起飞，就再来看我们：但后来天没有下雨。
陶先生离心邕后，在赴美途中，用大众诗的体裁给我发来一封感情洋溢的信，对我们鼓舞极大，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一）相见：
没有到平南，①心里很不甘；
外公变外婆，滋味不平凡。
（注，①邕江毛岸平南村）
（二）评价：
一群野姑娘，好像没规矩；
叫她穿袜子，嘴许心不许。
粉碎烂规矩，创造新规矩；
无须人干涉，万事自作主。
有驰也有张，不是自由乡；
令人留恋处，仿佛在晓庄。
（三）写字舍：
流了半天汗，绑票写大字；
也有落伍者，不要我的字。
（四）江边小睡；
大树挡太阳，清风吹邕江；
睡在古碑上，做梦也清凉。
（五）送扇：
来一“小媳妇”，爱上我的扇。
看谁流汗多，为他扇几扇。
（六）飞去；
心想天下雨，再见赤脚女；
这点小意思，天公竞不许。
从那时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陶行知先生逝世也40多年了。我们这些“野姑娘”，也都变成了两鬓染霜的老人。可以告慰先生的，是我们之中的大多数 人，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有的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有的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有的在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中继续坚持斗争；有的在艰苦复杂的条件下为我们民族的文化事业，幼教事业贡献自己力量。
今天，借广西陶研会成立之机，我们两个不揣不冒昧写下这篇小文。
献给陶行知先生；
献给逝去的老师、同学们，
并致健在的“赤脚女”们：我们都是陶行知的学生！以此共勉。
陶行知访问南宁经事
陈大文
一九三六年五月初，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领导人之一的陶行知先生到广州同胡汉民、李宗仁商谈抗日救国问题。随后，陶先生应李宗仁邀请，来广西参观访问，对推动广西抗日救国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将陶先生访问南宁的情况，概述如下：
陶行知与李宗仁，郭德洁一道乘轮船于六日上午九时抵梧州，当即同李宗仁陪同到广西大学讲“抗日救国问题”（陶此次来广西演讲的主旨是抗日救国问题，不一一记述，详见五月十七日对南宁市中学以上学生的演讲《中国的出路》），在演讲中阐明了新大学之道。他说“大学之道，在明大德，在新大众，在联合大众，在止於大众之幸福。一切都为大众的幸福出发没有行不通的，现在为大众幸福着手的，莫过于抗日救国，粉碎日本大陆政策！大家抽着这个目标进行，一定能够找得共同的路线。”他的演讲，议论精辟，壮谐杂出，在讲至精彩之处，全场掌声如雷，直至十二时半，才告词毕。
晚上七时，陶行知和李宗仁一道乘船来南宁。上桂丰电船后，船尚未启碇，陶行知忆起胡适游桂后至上海曾撰作《桂游小赞》一诗，曾载津沪各报，其诗云：“看心柳州山，看尽桂林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受千百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此诗发表后，上海一般个人主义者都群起赞赏，说是不做诗则已，要是做诗，非学胡氏之法不可。余却谓此诗是害了贫血症，非给输进多少血不可。于是，陶氏便撰了几句答复胡氏的的诗：“流尽工农血，还流泪不息，天上不须半日，地上千万滴，辛辛苦苦造飞机，无法上天嬉。让你看山看水，这事太稀奇。”他把诗写完后，当时旁立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名叫张健，见陶吟诗兴高采烈，便说：“陶先生，我想替你把最后一句改为‘不要吹牛皮’好么？”“如此真幽默了。”陶先生说罢汽笛长鸣，各送行辞别而返。
陶行知于八日抵达南宁后，南宁民国日报记者前往访问，陶说：这次来桂目的，是参观广西建设和考察苗瑶部族的生活教育情况，在邕为应当局之约作学术演讲，大约逗留一个星期。他双又说：本人素来在教育界服务，然救国工作人人有责，本人始终主张教育与抗日救国运动打成一片，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向我步步压迫侵略，贪得无恹，设吾人不急起与之抗战，则国家民族势必论亡，所以非抗日无以言救国，若国之不救，教育何为？接着他还谈了如何救国的问题。同日、陶行知先生还接受了广西民众社记者的访问，他说几年来深仰广西各高级领袖致力于救国工作，久欲到来一晤。同时以一学生态度，到来学习和考察各种新兴建设，并希望与广西各救国同志换一点救国意见。他说：“在广西参观之后即去英国出席世界新教育运动第七届大会。”
十日上午到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和邕宁国民中学党演讲，下午到教育研究院幼稚训练班与该班学生谈话。
上午八时在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的演讲，受到院长雷沛鸿和全体师生热烈的欢迎。陶先生演讲的内容着重讲述华北及长江一带救国运动的情况。他指出“民族解放运动与大众解放联系成一件事，我们要解放大众起来，大众有自由，才能争取民族解放，不能把大众的腿和手都捆起来。”
南宁《民国日报》一九三六年五月十日、十一日连续民表了广西颇有名望的教育家唐现之《介绍陶行知先生》的文章。五月十三发表了教育研究院幼稚师范班主作画孙铭勋在邀请陶先生在该班讲话时的欢迎词《我也来介绍知先生》。五月十七日又发表了方与严《陶行知是一个生活有力量的人》一文。陶先生在幼稚师范班的讲话已收为陶着《中国大众教育问题》一书中《怎样才可以做一个前进的青年大众》的一章。
十一日下午二时陶行知到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对新委派去各县任职的党务工作人员演讲，省党部全体工作人员亦到场听讲。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出路问题”。他阐明中国唯一的出路，是武装全国人民，对日实行抗战。一定要抗战，国民党员要负起唤起民众，领导民众的责任。但要领导民众。同时还要注意三点：第一点的要实际去行动，第二点要做实际的讨论，第三点要提倡中国新文字，以普及教育。并将其本人对地新文字的试验经过情形及普通一般人对于新文字怀疑为赤化不能保存国粹、妨害国语统一等谬误见解，详为解释。末说广西近年来建设很进步，预料不久的将来，必有一次大规模的民族革命运动。各位负党务责任的同志，应该在非常时期，唤起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大家团结起来，去完成复兴中国的任务云云。
十二、十三两日的活动没有资料可查。
十四日正午十二时在维新镇中心校礼堂演讲。到会听讲的有该校小先生团团员一千余人及该校教职员三十余人。陶行知先生先说他到南宁后见到小先生精神振作有为的感想，次说他首创小先生制的历史概略，并说中国小先生任务，不但在教人识字，还要干些救国工作。他不谈及如何联合全国小先生组织一个小先生救国会等问题。他讲了一个多小时，下午二时许才散会。
十五日赴武鸣参观，并对武鸣县城学生演讲。
十六日上午六时半，李宗仁、教育厅长雷沛鸿、省政府总务处长孙仁林陪同陶行知到南宁初中大操场，对市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四千余人演讲。九时十分词毕，立即由李宗仁等陪同驱车前往省政府大礼堂，从九时三十分起又对全市党政军机关高级官员及全体公务人员二千余人演讲。直到至十一时三十分始讲毕而散。
陶行知演讲的题目是《蝇国的出路》，他说：“行知这一次到广西来，自己觉得到了真正自由平等的中国来了，我们在上海平津一带，甚至于连‘抗日救国’这四个字都不好说，要说就要秘密的说，不然就给帝国主义者或汉奸的政府逮捕暗杀，压到十八层地狱中去。到广西才算爬出地面来了。忽而从地底爬出地面，看见了光明的太阳，呼吸些新鲜空气，你想想看是多么愉快呢！”
陶行知《中国的出路》的演讲分为四部分：
一、揭开日本大陆政策的内幕。陶行知说日本的大陆政策，可从伪“满州国”教科书上看出来：“满州定而华北定，华北定而支那定，支那定而东亚定，东亚定而世界大同。”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不但要吞并全中国，而且要覆灭全世界。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或已经划入势力范围的土地，经上海学生计算，约等于二十二个江苏省。他请在场的学生也来算一算，究竟等于几个广西？陶行知继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华治华”，组织汉奸傀儡政府的技俩。他还报告了东北四省及华北一带暴力压迫下的惨状。他说有个农民不肯以最低的价钱把土地卖给日本人，日本人就把农民缚在马腿上，叫马拖着跑，幸得这个农民强壮，给马拖了二十里之后，解下来还能站起来，仍旧是倔强的不肯卖。几个横蛮无理的日本人就跳过来把他打倒在地上，用脚踏在头上，把眼珠踏出了，这是何等悲惨的事呢？陶先生还说，东北抚顺煤矿的工人，每年要死四分之一，因为那些工人都是山东去的，死了无人领取抚恤金。所以工人伤了病了，都不医治，让他们死了省些治疗费。他说，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也被压迫过着牛马的生活，两个人不能在一起说话，说了就挨打；不准读书，读三民主义、千字文也被打，被搜出一本《大众生活》就说是共产党，立刻送去坐牢。有个工人叫梅世钧，衣袋里带着一张穿军服的小照，日本人就骂“妈的，当过兵还来做工？”一拳就打倒了那个日本人，另外一个日本鬼过来又被他一腿打倒在地上。于是，他们就吹起警笛召集一帮日本人，把那个工人打到吐血，扔在门口，由他家里的人抬回去，不到几天便死了。这是何等悲惨的事呵！陶先生还说到天津等地的知识分子若是高谈抗日，不久这个人就要失踪，过几天就有一袋袋的麻包运到海中一个个地投入海里。在天津的日本军队，在街上行走的时候，如果有人碰着他一下，就是刺刀。他们不但欺负普通人，同时欺负我军队，当于学忠在天津当河北省主席的时候，日本军队竟然在省府卫士的刺刀上擦火柴，点火吸烟。其辱国欺人，凌害我同胞之情形如此，这就是日本大陆政策势力所到之处人民所过的亡国生活。他举出的这些事例，真是令人悲愤填膺，深深感到发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二、撕毁南京政府的假面具。陶行知说：南京政府不抵抗，让美好的国土一片片地丧失，一面还厚颜与敌人杯酒言欢，高谈亲善，无耻何极！对国人始终说假话，不承认不抵抗，而美其名曰准备抵抗。最初说准备二十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记得“九·一八”后有许多学生跑到南京去质问军事领袖，领袖说：“你们不要急，看我三年内把东三省拿回来，如拿不回砍我的头。”学生被他哄了一下就回去了。现在已经四年了，东三省还在日本手中，这位领袖的头仍然还在肩上。陶先生愤慨地说：“你南京政府不抵抗也罢了，还要压迫老百姓，不许他们抵抗，还要把抗日救国的人当着罪犯来枪杀。”
三、各地民众抗日救国运动悲壮热烈的情形。陶行知讲了北平学生十二月九日、十二月十六日，天津学生十二月十八日爱国运动的壮烈场面；讲了上海学生冲破重重障碍前往南京质问当局的英勇机智的斗争；讲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为梅世钧报仇的故事。他讲的这些真实的事，使听者感动得热泪盈眶，无限悲愤。陶行知说：“现在南京、上海等地的救国运动都是在地底下活动，只有在广西可以在地面上活动。我们要把全国的抗日救国战线连起来，共同努力奋斗！这次南下广州遇着一位旧朋友，我问他你来这里干什么，他说为粤汉路接线；我心里暗说，这回我南来也是接线，我接的是抗日救国的战线！”这就真正的道出了他南来的使命。
四、中国唯一真正的出路就是对日抗战。陶行知说，自卫抗战是天经地义的事。军队抵抗外来侵略，有如人身白血球抵抗微菌一样，我们的军队应该以卫国杀贼为天职。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成抗日阵线，“把所有要抵抗的人联络起来，有兵权的人联络起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如果有人不愿意抵抗就是汉奸，就应该打倒！打汉奸不是打中国人，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说抗日首先要唤起大众，组织大众，武装大众，还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陶先生对学生的含义作了族的解释，他说：“所谓学生就是学习人生之道。现在人生之道是什么？即是中华民族生存之道。若是国家灭亡了，我们也就无法生存，所以现代学生的责任是如何救国，学校的功课应该立刻更改，务与救亡工作互相关切。”他号召学生要做唤起大众的工作。
最后，他说：“这次到贵省来看见诸位民族战士勇往迈进的努力，使我十分佩服。我希望总有一天在北方看见各位肃清国内的汉奸。收复东北四省！这个光荣的日子，我想一定有的！大家期待着罢！”
陶先生演讲时、所讲事实、理论、声调、态度均能吸引听众，每讲至激昂之处，全场掌声不绝，听者极为感动。
十六日下午五时，省会各学术团体公宴新迫来邕的陶行知、熊佛西（戏剧家）、王济远（画家）、马万里（画家）。作陪的有李宗仁、郭德洁及省党部各委员，省府各厅长和委员。宴会主持人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致欢迎词说：陶行知先生为我国平民教育大家，其在教育方面功绩，夙为吾人所钦佩，最近在上海联合文化界组织救国会，极力主张抗日救国，殊深得国人同情，惟以见嫉当道，故以南下游说。吾人欢迎陶先生之余，亟当接受陶先生救国精神，自动发起组织广西文化界救国会，以便共同奋斗。陶行知致签词，略谓抗日救国为目前吾人唯一的出路，上海北平文化界均已先后发动。两广为革命策源地，自亟应如马校长所提示，组织文化界救国会，以唤起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来共同抗日救国，收复失地，将来与平沪救国会合流，其势力当莫之能侮云云。
十七日上午七时，陶行知由广西教育厅长雷沛鸿陪同到维新镇中心小学对市区小学教职员二百余人演讲。讲词为（一）大众教育。（二）小学教师的任务。先讲大众教育，大意说大众教育不是小众教育，也就是为大众解除痛苦，为谋大众利益的教育。至于怎样办大众教育？（1）要承认社会即学校；（2）即知即传，互教共学；（3）要以新文字作教育工具；（4）与抗日救国运动结合起来。次讲小学教师的任务问题。大意说：（1）追求真理要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有正确的认识；（2）要说真话；（3）要驳假话；（4）要虚心地跟小孩子去干，然后才知道小孩子的需要，知道他们的需要，铁然后才可指导他们；（5）教学生做小先生，即知即传，不要做守知奴；（6）和学生及大众站在一条线上。讲毕已九时半，听众热烈鼓掌以谢。
十时，陶行知由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委员黄钧达陪同到省党部大礼堂，对广西学生救国会、南宁妇女救国会两会干事会干事、候补干事及职员五十余人演讲。陶行知首述在日本大陆政策日益扩展下的今日，吾人实有统一联合抗日救国战线之必要。继说京沪各地救国运动是在地下干的，本省是地上干的，地下的和地上的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然后抗日救国才能达到目的。末说他此次在粤与胡汉民先生暨李总司令谈话，知道这两位领袖已认清目前中国的出路只有抗日，已了解民众力量之伟大。现在胡先生不幸逝世，希望各位在李总司令领导之下，自动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积极抗日救国云云。
陶先生演讲毕，复由妇女、学生两救国会干部提出问题讨论，陶先生均一一详为指示。时有南宁染织厂女工数十人，亦到场参加听讲。南宁民国日报社记录者报导说：陶先生又劝导各女工踊跃参加南宁妇女救国会，从事救国工作，国有救了，然后个人生活才有优裕的希望，各位女工极为感动。直到十二时许，陶先生始在掌声雷动中讲毕而退。这段报导歪曲了陶先生的说话，陶看后写了一篇更正的短文，原文如下：
我和女工们的讲话
陶行知
更正并补充本报五月十八日登载的纪录
民族解放与大众解放是一个不可分开的运动。我们要抗日救国，必定要大众起来才有力量。假如大众一个个的是带着枷镣锁栲，被剥削得皮黄骨瘦，又怎能发挥他们的力量呢，所以要抗日救国必须对大众解放努力。工人是劳苦大众解放的主力，也同时是民族解放的战士。工人一方面要工人自己的工会以保障本身的利益而争取本身的解放，另一方面却须组织工人救国会，若是女工，是应该参加妇女救国会并和全国各界救国会联系起来，以争取中华民族之解放。如果亡了国，中国工人在三层压迫之下 ，是更加没有日子过了。因此，中国工人必须参加民族解放斗争，才能免除那一步更厉害的非人能忍受的剥削。只要看一看东北抚顺煤矿的工人生活及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生活，就知道中国工人对于民族解放运动所应负的任务。从另一方面看，民族解放的提倡者，切不可忽略同时并进的大众解放，你若不把劳苦大众的枷镣锁栲解除掉，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在生存线上挣扎，又如何能够为民族解放去战斗呢？如果工作时间太长，工人连民族危机都没有去弄明白，工钱太少，不能养活儿女，他们怎么能够英勇的去参加这民族革命的斗争呢？所以我说大众解放和民族解放是一个不可分开而互相帮助的运动。（本文载于五月二十二日《南宁民国日报》第十版）。
陶行知对省学生救国会，南宁市妇女救国会的干部演讲之后，没有休息，又在省党部大礼堂对全市场小先生团六百余人演讲。陶先生举出几个小孩子有本事的例子之后，再说到小先生的责任与其工作的进步法：一、从学校的小先生变社会的小先生；二、从个人的小先生变集体的小先生；三、从自己做小先生到劝别人做小先生；四、从教人读书的小先生变教人抗日救国的涉先生；五、从大头的小先生变成虚心的小先生。这次演讲，陶先生用很明浅的话句说明小先生应负的责任，使各小先生听得很明嘹，很高致，鼓掌之声、不绝于耳，直至二时许，才讲完散会。
下午三时，又在国民党省党部大礼堂对广西新文字研究员及各界群众约六百人演讲。讲词大意为：我们大家应该努力提倡和推行新文字，以唤起民众共同救国，并对反对新文字者作详细之说明及驳斥。要点为：一、我与新文字之关系；二、新文字之由来；三、什么是族文字；四、怎样推行新文字。末又谓，推行新文字是艰难的工作，要打仗的，要攻关的，非安然地从香烟雾中喷出来的。第一关是色彩关，第二关是国粹关，第三关是统一关，讲时态度从容，表情亲切，庄谐杂出，能吸取会场听众注意和兴趣，屡次鼓掌如雷，听众印象甚深。非新文字会员的听众，听了陶先生的演讲并参观同时举行的新文字资料展览后，即有近百人参加广西新文字研究会。
晚上七时，南京高师、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晓庄师范等四校同学二十三人，在乐群社欢迎陶行知先生茶叙。与会众人首先唱《锄头歌》，继由唐现之致欢迎词。陶行知谈了抗日救国问题。他强调要解放大众的种种束缚。他说：“要发动大众参加民族解放的斗争，先要解放大众的种种束缚。不然，大众虽是解放了，手脚仍束缚着是没有用的，等于没有解放。”
陶行知谈到是否继续提倡小先生问题时，他说，如果照他今天对小先生演讲团所提出的五点（见前）去做，就是进步，而不是落伍。
出席茶叙的四校同学，有的从事教育工作，有的从事建设工作，有的从事农业工作，有的爱好戏剧、音乐、图画或文字。他对从事农业工作的校友说：“现在要大众生产，先要大众觉悟，觉悟一切反大众利益的生产关系！否则，大众生产虽然增加了，但变成了肥猪，听凭他人宰割。要晓得猪肥了，非猪之福！反之这猪肥了，正是催这猪快点死，所以我要对从事农业工作的校友贡献的意见是要先教大众觉悟生产关系，觉悟联合起来掐断一切妨碍大众利益的封建势力的剥削、帝国主义侵略的锁链的束缚，然后大众生产的目的才能够达到。”当时广西正在提介农业合作社。仔说：合作社这个东西，在丹麦独立的国家，能够发生大的作用。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很难发生什么作用。可不能够走错了路，教大众做肥猪。陶行知对从事戏剧、音乐、统计工作的校友，都作了一些指示。茶会至九时半在锄头歌声中结束。
陶行知原拟到柳、桂等地参观游览，但须赴英国出席世界新教育同志会第七届大会，未便在广西久留，乃于二十日上午九时随同李宗仁乘专机赴粤转港，赴英出席会议。
后记：
三十年代上半页在广西有人推行陶行知的教育主张，如：唐现之先生在广西师专曾搬用了晓庄师范的办学方法，广西教育厅长雷沛鸿先生也称赞陶先生的教育思想。但广西师专的学生在李浩吾（杨贡江）的《新教育大纲》影响下，多对陶行知先生采取批判的态度，认为他是一个改良主义的教育家。当时笔者也是这样的看法。近仔细阅读陶行知一九三六年访问南宁的言论，对他一切为了抗日救国，一切为了劳苦大众，一切为了大众的幸福的思想，对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以及他在讲词中的巨大的说服力和鼓舞力，令我感佩不已。故乐于辑录他在广西的言论，用申敬仰之忱。
(注：有关资料是根据一九三六年五月份的《南宁民国日报》报导辑录。)
行知公学的前前后后
邓凡平
（一）
一九四八年秋季的一天中午，柳州私立文惠小学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新闻：一队队衣着华丽，秩序井然的文惠小朋友放学离去不久，一群群衣裳褴褛、光着脚板的穷孩子，蹦蹦跳跳地涌进了他们往日望门兴叹的学校大门，跨进教室，正襟危坐，面展笑颜，等待着老师和小先生来给他们第一堂课。一间新型的学校诞生了，它的名称叫做“行知公学”。
这样一件现在看来平常之极的事情，当时何以引入注目呢？
一是校中是国民党恨之入骨的民主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大名；对当局来说未免不恭；“公学”者，当时只有革命圣地延安有专门培养干部的“陕北公学”，胆敢借用这个名称，难道不怕“沾包”么？这是知识层中产生的疑虑。
二是文惠小学是柳州一间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连公立小学也进不了的贫寒子弟，对它是从来不敢问津的。于今怎么突然对两百多名行知公学学生，不仅分文不收，而且还赠送课本、文具和作业本，甚至赠送课外读物。
三是行知公学有一批热情很高，经验丰富，工作认真的老师担任兼职教师，他们之中有的是地下党员，有的是进步教师。行知公学的日常工作由地下党员，文惠的教学骨干刘秀容主持，我则兼任校长，其他教师有李铉、张光珍、莫时灿、戴端钧等同志。我们还特地从文惠高年级和文惠铁木耳儿童团骨干中，物色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小先生，做大先生的助手，从事教学的辅助活动。这种小先生制，我们是从陶行知先生那里学来的，它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他们不仅负责发动文惠小朋友发扬互助友爱精神，损赠课本、文具和作业薄，还负责维持秩序、组织课间活动，进行课外辅导，帮助批改作业，以及手把手地教小弟妹们描红习字，有的还登台讲课。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他们与文惠小学的教师们一道，为创办行知公学倾注了心血。同时，他们也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提高了文化知识。
（二）
我们为什么想起办行知公学来呢？说来话长。得先简单介绍一下行知公学的母体——文惠小学的有关情况。文惠创办于1946年春，它从1949年11月起，就成了地下党和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站。学校领导骨干和三分之一左右的老师，都是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简称“桂师”）他们具有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的办学思想。行知公学诞生在文惠，绝非偶然。
我和杨才能同志既是秘密联络站的负责人，又是文惠小学的领导者，我们远在1941年——1943年间，还在“桂师”当学生时，就亲身经受过陶先生的高足戴自庵老师的熏陶；从戴老师的讲课和日常言谈中，我们不仅知道了响往已久的晓庄师范的一些办学情况。而且对陶先生的教育主张，政治态度以及为人处世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我们年轻的心灵中，对陶先生的仰恭之情油然而生；我们曾暗暗立下志愿，待将来出身社会之后，要以陶先生为榜样，在教育事业上好好干一场。毕业之后，我们远道来柳，沤心沥血办文惠小学，献出了宝贵之青春，这种对教育事业的虔诚态度、身精神，无疑是受了陶先生思想的影响。由于我们对陶先生的由衷敬仰，当他因“剌激过度”壮年逝世之后，愤慨之情，胡胡在胸。创办行知公学，正好是一种表在情感的方式。公学以“行知”命名，既是对陶先生的纪念，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
另一方面，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们陆续从重庆新华日报和陶先生办的《民主》周刊等进步报刊上，看到了有关对延安杨家湾小学校长陶端予和淮北解放区小学教师夏陶然办学事迹的报导。这两“陶”的办学经验，对正在进行探索、渴望在教育工作中闯出一条路子来的我们启发很大，在我们心灵中闪出了火花；一是坚定了我们为劳动人民办学的信念，二是增强了我们向传统教育挑战的勇气。两“陶”事迹的启示，是我们将学校性质定为“公学”的直接原因。
最后一个因素，是地下斗争的需要。文惠秘密联络站，担负着从各地撤退、转移来的同志的安置，接待和担忧护工作；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我们决定花大气力来搞好与学校附近群众的关系，一旦发生变故，我们同志只要翻过一道矮墙，便可躲进群众家中。如何搞好与群众的关系呢？我们对情况进行了分析：学校四周几条街，是柳州有名的贫民窟，他们的子女，除少数有幸能入公立学校念书外，大多数失学，他们或在家带弟妹，或跟你母打架、卖水、推板车、或擦皮鞋、摆香烟摊，有个别的游游荡荡与小偷扒手为伍。我们认为要搞好与群众的关系，关键在于真心诚意地为他们办好事，使之得到实惠；于是大伙一致认为，我们目前能力劳苦群众办的好事，莫过于教他们的子女读书识字，创办行知公学的主张就是这么产生的。
我们采取了一切从群众实际出发，一切为群众着想的办法，针对他们家里“穷”，我们规定免收一切学杂费，还无偿供给课本、文具及作业薄，连他们胸前佩戴的“行知公学”襟章，也是文惠送的，一句话，读书不花分文。针对他们“忙”，我们规定公学中午、晚间两班，白天有事的晚间学，晚间忙的的白天中午学，做到家务劳动与上学两不误，家长、学生双满意；我们还宣布，可以带弟妹来学校（小先生负责照料），也可以背着弟妹听课；还规定，学生因事、因病误了课的，我们派小先生登门补课等等。这一系列便民措施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感谢文惠老师们想得太周到了，表示自己再苦再累也要支持孩子上学，对孩子们来说，羁绊他们双脚的无形绳索剪断了，他们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了，一个个欢天喜地地，奔走相告，招生布告张贴不几天，便有两百多人前来报名，盛况空前。
（三）
一些具体情况，和潜在的不利因素。
一、人力问题。行知公学没有配专职人员，从校长到教师，全部由文惠老师兼职。这些同志都是文惠的业务骨干，也是秘密联络站的核心力量，本职工作够繁重的了，他们不顾身体疲劳，放弃休息时间来公学上课的，这种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至今民之，犹令人肃然起敬。但是，这种一身二任的情况，无疑也有不利的因素。人不是铁打的，一个人的精力终究有限度，超负荷运转，短期尚可，长期坚持有困难，行知公学的持久性也存在了问题。这在财力有限、人力紧张的文惠小学，是难于解决得了的，而当时我头脑比较热，对这个潜在危险因素缺乏认识。后来，眼看着有的体质较弱的同志瘦了，支持不住了，心里才着急起来。
二、名称问题。开始曾取名“武训小学”，主要是取越训热心为穷苦人家子弟办学这层意思。后来，经过反复掂量，觉得纪念武训远不比纪念陶行知先生有价值。于是，大家同意学校正式定名为“行知公学”，并给学生制作了白底金边经字的布质襟章，与正规学校无二。学校命名的变化，反应我们思想认识是有个发展过程的。当然，用行知公学来命名，可有会招来一点麻烦事儿，对之，我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假如有人想扯是非，我们则回答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主张知而后行，我们将两者的关系颠倒过来，主张行而说知，别无他意。”假如有人要从“公学”两字作文章，我们准备理直气壮地回答他：孙中山先生认为天下都可为分，学校怎么不可为以呢？因此我人正气凛然地办我们的行知公学，就连正常的申请备案手续也不办它，大笔一挥，招生布告一贴，就开学了。
三、教材问题。行知公学主要设算术和语文两门课程（音乐课是见缝插上的，如：有时放学了戴端钧同志在街上教孩子们唱革命歌曲，围观的大人们有的也跟着唱起来）。虽然我们也采用“国统区”通用课本，但只选择其中有益内容。算术教加减乘除，以学习实用知识为主，并使学生懂得打算盘，会记简单的帐，能拆斤计两，等等；语文课则采取传授文化知识结合灌输进步思想，以讲授自编语文教材为主。其内容选自“李有才板话”等进步文艺书报。那份材料思想进步、生动有趣、好懂易记。有的学生还把课文当歌来唱。我们发现，这些穷孩子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较强，对于这些形式通俗，针贬时弊的课文，他们兴趣挺浓，学来津津有味，这与他们的家庭环境及个人较早地接触社会，不无直接关系。也就是说，生活使他们的思想早熟了。当然，我们的语文课也存在不少缺点：重视思想教育，忽视文化教育，重视国内政治斗争的实际，忽视儿童学以致用的实际需求；此外，自编教材系统性不够，循序渐进差，等等。
四、经费问题。行知公学的办公费用，均从文惠铁木耳儿童团发动文惠学生捐赠的。由于刘秀容同志领导学生开展学习“铁木耳活动”搞得好，友爱互助蔚然成风，只需一声号召，不要几天功夫，三百多文惠小学生，便将行知公学两百多人所需课本、文具、作业本等，一一解决。表面看来，经费不成问题。但是，文惠小学与行知公学，是一分为二，合二为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文惠小学是一间经济基础十分脆弱的私立学校，它没有固定的基金和雄厚的资产，唯一经费来源靠收学生的学费。老校长邓锡蕃先生在世时，将学费收入做生意，可以增殖，加上董事长尹承纲在柳州，遇上困难可找他想法解决，学校日子过得还算平稳。48年秋我接手学校之后，实行经济民主，财务公开，管钱的人廉洁奉公，深得教师的赞许。但是，一介书生，理财终非其长，又不会经商谋利，学校经费出现了困难，左支右出。到那时，支撑一个文惠小学就够吃力的了，再顾及行知公学就困难重重，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四）
行知公学坚持了整整一个学期。进入一九四九年，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百万人民解放大军，正准备南度长江。富商大贾，远走高飞，实之有，迁回农村。市面萧条，人心浮动。各校学生锐减，在此种情况下，不得不忍痛割爱，宣告行知公学暂停办。
行知分学停办了，它犹如黑夜中一只萤火虫，映入了人们的眼帘，嵌入了人们的心田，在柳州的教育史上，永远永远也不会消失的。
略谈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
蒙荫昭
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陶行知不仅是一位了勇猛地向封建教育笔买办教育大张挞伐的伟大旗手，而且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教育改革先驱者。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位“由卓越的民主主义战士转变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那种“爱满天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他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伟大人格，他那种革命政治家和革命教育家相统一的光辉形象，永远是教育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学说，是祖国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由于“左”的干扰，许多同志至今还不知道生活教育学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本文试图对此作抛砖引玉的简介。
（一）
生活教育的学说，是随着我国社会实践的发展，随着教育改革实践的发展，并反复靠实践来检验和改正各种唯心主义的学说（包括王阳明学说和美国杜威教育学说）之后而逐步形成的。陶先生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先后发动了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等生活教育运动。生活教育的实验基地包括陶先生创办的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生活教育社、国难教育社会有才学校以及新安旅行团、孩子居团等等。生活教育学说的理论体系主要是三句话一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历史的实践证明，生活教育的学说是适合国情的，是取得了丰功伟绩的。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它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五四运动”之后，美国教育家杜威曾在中国讲学，他那两句名言一一“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对我国的教育界颇有影响。陶先生在美国留学时是杜威的学生，开始并没有认识到这两句话有问题。后来陶先生发觉，按照杜威的做法，就“好比笼子里面囚着几只小鸟，养鸟者顾念鸟儿寂寞，搬一两根树枝进笼，以便鸟儿跳得好玩，或者再捉几只生物来，给鸟儿做陪伴，小鸟是比较得舒服了。然而鸟笼毕竟还是鸟笼，决不是鸟的世界。”陶先生认为杜威的主张是把生活加了工之后搬进学校，这样做不能培养学生真正的生活能力，不能达到解放大众，解放民族的目的。因此“把它翻了半个 斗”。改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一改，不仅说明生活教育的学说和实用主义教育有本质的区别，而且也说明生活教育并非“仪型他国”。
生活教育学说的“教育”概念，是广义的、全面的教育概念，指的是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教育，劳苦大众的教育，男女老少的终身教育。陶先生是我国第一个提出终身教育的教育家。“生活”两字的概念指的是社会生活，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陶先生的文章中经常提到的有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健康的生活、艺术的生活、改造社会的生活，以及争取“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的“革命生活”等等。
生活教育学说的基本思想是反对教育脱离社会生活，反对把教育看成是与生活无关，与社会无关。提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教育与人民生活实际结合。陶先生认为，教育起源于生活和生产，“自古以来便有生活即有教育”。在古代还没有学校出现之前，教育活动早就存在于人类的生活、生产之中，综观人类生活的实践活动总是和教育活动分不开的。他说，“生活是教育的源泉”，“生活决定教育”。“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1939年12月《谈生活教育》）。他还说，“生活的变化便是教育的变化”，“要从生活的斗争中钻出真理来”，“拿好的生活来改造坏的生活，拿前进的生活来引导后进的生活”。
生活教育学说的着眼点是面向农村，面向劳苦大众。陶先生所发动的教育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他认为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大计”。但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教育的难点也主要在农村。只有发展乡村教育，才能“叫荒山成林”，“叫瘠地生五谷”，“教人发明工具，运用工具”，以提高社会生产力。但是，在反动统治下，劳苦大众是不能或很难进学校的，即使进去了也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因此陶先生指出，“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他认为应该跳出只片面重视学校教育的狭小圈子，主张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并举。他说：“我们整个理论是以靠自己动手做工吃饭的真工人和靠自己动手种田吃饭的真农人和劳苦大众的小孩为基础的”。要把生活教育办成“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这就是整个社会都来办教育，所有生活场所都是教育场所的思想。
这里举一个例子，1938年12月，陶行知到桂林市并在《广西日报》发表文章说，他在敌机空袭中看到老百姓“进岩洞躲避，足足有半个钟头，大家无事做，轰炸后，飞机去了，又等了许久，才解除警报，在这时间内，老百姓也无事做。”同时，他了解“桂林本地及外省来的知识分子估计有一万人，在这一万人的知识分子当中，至少可以动员一千人来从事普及教育，以为老百姓服务”。他建议“每个大山洞为一战时民众学校”。以后就由桂林的新安旅行团和生活教育社的同志共同组织了“岩洞教育服务团”，在桂林七生后岩开展岩洞教育，这就是给生活以教育，生活的场所就是教育的场所的一个例证。至于劳苦大众在生产实践当中，能者为师，互教共学，取长补短，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自发的教育活动。生活教育的学说是要把自发的变为自觉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教育活动。
生活教育学说与消极的“生活适应论”不同，与杜威提出的“教育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无目的”也不同。生活教育是为了生活向前向上而进行教育。是为了解放群众，解放民族，解放人类。陶先生谈到乡村工学团时提出，要培养农村的“军事”、“生产”、“科学”、“识字”、“运用民权”、“节制生育”等六大能力，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号召。发动群众创办既做工，又学习文化科学，又团结自卫的工学团。为反抗侵略和争取解放作准备。
“生活即教育”主张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来办“穷国教育”，提出走“穷人教育”的新路子。陶先生说：“有钱办学不算希奇，我们要把没有钱的学堂办得有精彩才算真本领”。他创办的晓庄师范，开始只有4个帐蓬，后来才发展到30个茅草棚；他办山海工学团时，连一个茅草棚也没有，但他竟能以工学团为中心，把普及教育推广到25里周围的农村，并进而发动了全国的普及教育运动。陶先生一贯主张，人民自己为自己办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他还认为“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他批评洋化教育家不顾中国国情，说办起学校“一动手就圈地几千亩，就花几百万块钱”，似乎“没有抽水的洋马桶就拉不出屎来”。
（二）
“社会即学校”这个命题是从属于“生活即教育”。因为有了“生活即教育”，必然引出“社会即学校”。两者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融合在一起的。
陶先生说：“课堂里即不许生活进去，又收不下广大的大众，……我们只好承认社会是我们唯一的学校了，马路、弄堂、乡村、工厂、店铺、监牢、战场、凡是生活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这样一来，“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因为，在这样办法下，不论校内校外都可以做师生的”。“客堂、灶台、晒台、亭子间……，都可以办读书会、救国会、时事讨论会”（《中国大众教育问题》）。陶先生认为“得到真理的人便负有传授真理的义务”，“即知即传人”。他提倡推行“小先生制”，提倡人人是先生，人人是学生。新安旅行团，山海工学团，生活教育社、困难教育计等就是这样做的。
主张社会即学校，并不是否定或忽视学校教育。陶先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亲自创办了各种业余学校，半工半读学校以及晓庄、育才等全日制学校，就很能说明问题。但是鸟笼式的、封闭型的旧学校教育要改革。学校和社会之间不能隔着一道墙，教育和生活不能形成两张皮。陶先生在《师范教育之彻底改革》一文就尖锐地指出：“愿师范学校从今以后再不制造书呆子；愿师范从今再不受书呆子的训练；愿社会从今以后再不要把活泼的儿女受书呆子的同化；愿凡已经成了书呆子的，从文不对题后要把自己放在生活炉里重新锻炼出一个新生命来”。他提出对师范生的培养目标有三条——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后来又加上两条——健康的体魄；艺术的兴味。乡村师范学校的教学生活，是按照发展乡村教育的需要来安排的。
（三）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的教育法。它是在改革“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授法”的实践中形成的。陶先生开始是提倡“教学合一”，把教与学结合起来。他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从学生的实际和兴趣出发，要求教师一面教，一面学，“以教人者教己”，“为教而学”。要求学生在学习当中做到自觉、自动。这就是“因材施教”和“教学相长”的思想。后来陶先生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才提出教学做合一。并提出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在做上学”，“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
教学做合一是针对旧学校教育的种种弊端提出来的。陶先生说过，“中国教育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用脑者因为不用手，脑也不能精细，统成呆脑。用手者因为不用脑，手也不能精细，变成一双粗手”。这种“残废教育”就培养出三种残废人。一是书呆子，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二是工呆子，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三是手脑都不会用的少爷小姐，他们享死福，死享福，享福死。陶先生在谈到三十年代中学会考制度的弊端时指出，“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是奕成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必教，必不教。”“所在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一连三个考赶下来，是会肉儿赶跑了，血色赶跑了，有些是把生命赶跑了”。这真是“变相的科举”，“杀人的会考”，“大规模的消灭民族的生存力”。陶先生所讲的这些教育弊端，至今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到新鲜，值得教育工作者深思！
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法有一个发展过程，对什么是“做”，开始陶先生只是泛指“手脑并用”，“在劳动力上劳心”、“单单劳心都不能算是真正之做”。后来陶先生又强调，促使我国大众“觉悟、联合、解放”的“行动”也是“做”。
教学做合一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陶先生以种稻为例说：“不能说种稻是做，看书是学，讲解是教。为种稻而讲解，讲解也是做，为种稻而看书，看书也是做，这是种稻的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就是说，种稻知识对学生是有用的，师生都围绕这中心而用心教用心学，就是教学做合一，不一定叫学生下田插秧才算教学做合一。当然，从学习种稻这门课的全过程看，师生有必要实践也是教学做合一所要求的。陶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就在学校附近办有中心小学，幼稚图，民众学校，小农场，中心菜园，中心木匠店，石印厂等，作为学生参加实践的基地，为实行教学做合一提供便利条件。
教学做合一是要把学生从各种精神枷锁束缚放出来。师生地位平等，互教共学，教学相长；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创造才能；要求学生联系实际，独立思考，自尊自重。培养自治、自强的学风和校风，使学生获得全面发展。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教学做合一要求生活教育一致，方行一致。陶先生强调，“过的是少爷生活，虽天天读劳动的书籍，不算是受着劳动教育；过的是迷信生活，虽天天听科学的的讲演，不算受着科学教育，过的是迷信生活，虽天万事大吉听科学的讲演，不算受着科学教育，过的是随地吐痰的生活，虽天天写卫生笔记，不算是受着卫生教育；过的是开倒车的生活，虽天天谈革命的行动，不算是受革命的教育（《什么是生活教育》）这些话很值得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思考。”
教学做合一强调实践，并不否定读书的重要性，不否定学习历史文化的重要性。陶先生说：“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不是不要书，它要用的书的数目之大，比现在的教科书要多得多”。因为“书是一种工具，一种生活的工具，一种‘做’的工具”。他还说，如果“我们有三千种生活能力要培养，即有三千种教学做（用书）要编辑”（《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
教学做合一的精神实质是坚持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和人民生活实际相结合。教育要为提高广大群众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服务，这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纠正当前基础教育中存在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对如何办好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等，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